美国推行作为“华盛顿共识”核心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总是密切围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和战略产业，首先通过私有化政策拆除国有企业形成的阻碍，再通过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为跨国公司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命脉打开大门。对于遇到民族主义抵制较小的国家和产业领域，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会要求实行跨国公司直接收购兼并，对于遇到民族主义抵制较大的国家和产业领域，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往往以产权多元化为借口，策略地先提出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这种看似中性的产权改革，让跨国公司间接地参股涉及经济金融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连击传奇，然后再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政府双边高层战略会谈施加压力，以最终实现完全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目标。美国竭力推行作为“华盛顿共识”核心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是否也会误导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改革，值得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并保持警惕。当年泰国、韩国、阿根廷等国爆发金融危机之时，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逼迫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将涉及经济金融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廉价卖给国际资本。美国本国爆发危机后采取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做法，同其强迫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私有化和取消政府干预截然相反，这种双重标准表露了美国鼓吹的“华盛顿共识”的虚伪性。2011年，美国正面临类似2008年大危机爆发前夕的危机形势，迫切需要掠夺大量财富为即将破灭的金融泡沫输血，正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全球自然资源和自然垄断行业的控制，以求即使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时仍能谋取超额利润，因此，美国正加紧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政治动荡和战争危险，竭力误导中国推行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

　　当前中国出现了一股“倒国有企业”的思潮，某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从根本上否定国有企业的合理性，还以反垄断、腐败为借口主张国企退出一切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实质上是以经济理由为借口鼓吹彻底消灭国有企业，以实现通过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瓦解上层建筑的政治目的，从根本上否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党中央历次决议中都强调必须坚持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值得关注的是，当前鼓吹彻底私有化和倒国有企业的某些人，也积极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公然违背中央精神主张中国按西方模式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提出的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的主张，不再是打着提高效率旗号的单纯经济政策主张，而是明确作为推行“颜色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于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颠覆目的，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威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国有企业的广大干部职工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同国家宣传部门、理论界和舆论界密切配合，加强党中央强调的“六个为什么”政治思想教育，对这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抵制和有力反击。

　　这些人过去曾主张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行业，现在却又说国有企业还必须从垄断性行业退出，这充分暴露出他们的所谓改革的目的就是消灭国有企业，以前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只出于是策略性考虑。中国应对国内外主张自然垄断行业推行国企私有化的声音保持高度警惕，某些著名经济学家主张自然垄断行业推行国企私有化，同他们主张的政治全盘西化一样代表了西方国家利益。他们误导舆论将腐败和分配不公现象归咎于国企垄断，试图利用公众的不满情绪来推动私有化，其目的是彻底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动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加速按照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2011年斯蒂格利茨深刻分析了美国社会弊端的制度根源，他以“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为标题，撰文揭露了财富分配不公是是当前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深层原因，近十年来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增长了18%，而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却持续下降；今天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获得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占有国民财富的百分之四十，社会不平等程度比较二十五年前急剧扩大。斯蒂格利茨还指出，当前美国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私人企业垄断的结果，从上世纪的洛克菲勒家族到今天的比尔?盖茨都追求垄断利润，企业财团还游说司法部门不去严格执行反垄断法，金融大财团游说政府对资本投机收入少征税或不征税，金融大财团还通过行贿买通政客改变游戏规则获得了巨大收益，政府提供零利率贷款和慷慨的救市巨资挽救失败的大金融机构，对保持政治透明性和规避利益牵连的规则置若罔闻；最高法院解除了政治献金的限制，促使公司收买政客的行为合法化，通过政界与商界的人事融合和旋转门制度，大多数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效命于最富有阶层，美国式民主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表面上是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实质上却都主要是为美国最富有阶层的利益服务，大财团则为他们从竞选到卸任后提供大量金钱、好处，如美国银行家查尔斯?基廷在接受金融丑闻调查时，对他花费巨资收买议员、官员是否有效作出了肯定回答。 [1]斯蒂格利茨所阐述的美国私人资本垄断造成社会危害的事实，生动充分说明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以及金融寡头同国家垄断组织相互融合的论述依然是正确的。中国推行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领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将会导致私人资本垄断瓦解真正的政治民主的经济基础，形成类似美国由私人垄断寡头操纵政府、议会和司法机构的虚假民主，美国所宣扬的“普世价值”的真正目的旨在争取资本的最大自由，通过不受约束垄断经济、政治生活谋取最大利益。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扩大同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时恰逢新自由主义流行，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缺乏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深入了解，误认为西方友好姿态表明资本主义已发生本质性变化，直言不讳宣称他们设计的所谓“全面、系统改革方案”，其实就是将“美欧经济模式”作为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这些学者访问西方看到实际上是社会改良带来的成果，而被美国传授的却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这些学者没有意识到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本质性改变，美国始终将社会改良视为冷战时期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冷战压力稍微缓和之后又重新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操纵国际组织向全球传播全面否定社会改良的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向全球各国竭力推荐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不仅给前苏联东欧经济转轨国家带来了社会灾难，而且在日本、东南亚和许多拉美国家频繁引发金融危机，最终连被认为市场经济最为成熟、发达的美欧国家也无法幸免，2008年爆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充分说明中国不可盲目羡慕“美欧经济模式”，同是“美欧经济模式”也有仿佛天堂和地狱般的巨大反差，必须严格区分二战后西方被迫借鉴马克思理论推行的“社会改良”，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复辟自由放任政策导致的“社会改恶”。

　　2005年中国就曾发生一场关于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大争论。当时美国大金融财团深知次贷泡沫繁荣正逐步走向破灭，加紧施压中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并推销各种有毒资产，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指责中国存在“反金融改革力量”，策动公关力量压制中国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诱迫中国加快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大中型国企私有化。国内某些经济学家呼应美国压力也配合推动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1.76复古传奇，指责反对“华盛顿共识”就会干扰改革开放大方向。值得关注的是，当年这些学者在主张推行“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的同时，也提出应该在中国推行“普世价值”和多党制，中国政治改革应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美国对华舆论攻势的配角。他们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靠独裁军事政变才在拉美推行开来，即使崇尚民主社会主义的西方社会党国际，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代表大资本的极右政策，深感“正面临着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威胁”，2005年社会党国际发表的圣保罗宣言中明确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要求反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道路”。 [2]由此可见，西方社会党也承认大资本财团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促使其垄断西方政治、经济生活并严重威胁社会民主，中国无疑更应坚决抵制甚至西方社会党国际也反对的新自由主义。倘若当年中国真的依照美国建议推行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无疑会在后来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蒙受巨大损失，甚至像迎合美国的欧洲国家那样落入数万亿美元的有毒资产陷阱，中国就无法依靠强大的国有经济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那样就很难有今天世人称颂的“中国模式”的出色表现。每逢美国面临危机形势时都会加紧向中国施加压力转嫁危机，中国应该采取恰恰与美国竭力施压截然相反的政策才能维护国家利益。

　　以私有垄断替代国有垄断不是改革出路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国家政府虽然普遍奉行不干预政策，但对于少数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部门，仍然存在较多的政府监管和公共企业。这说明工业资本当时具有较多的进步性，他们反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私人资本为获取利润，利用垄断力量寻租提高价格增加工业生产成本。但是，当代西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为垄断寻租获取超额利润而鼓吹市场万能论，甚至否定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承认的少数“市场失灵”，主张即使在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领域，也必须取消政府管制和公共企业并推行彻底的私有化，包括铁路、公路、供电、燃气、自来水、医院等等。正因如此，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在论述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时，将其称之为旧自由主义的“更为极端的翻版”。

　　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在全球范围推行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领域的私有化，逼迫发展中国家向跨国公司出售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十多年前，笔者曾撰文揭露美国强迫发展中国家推行垄断行业私有化的恶果，一家重要媒体记者阅读后一度对笔者的观点将信将疑，但是，后来他们访问拉美归来后纷纷表示笔者说得太准确了，美国诱迫推行的垄断行业私有化确实将拉美民众害惨了。随便同拉美国家的一位普通青少年聊天，他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的私有化政策有切肤之痛，认识深刻甚至超过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许多拉美和亚洲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全面私有化方案，结果导致水、电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暴涨数倍之多，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甚至经常引发社会暴乱。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胁迫委内瑞拉推行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和放开价格导致物价飞涨，引发了大规模民众骚乱和政府严厉镇压，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就有372人死亡，而实际数字是仅首都死亡人数就超过2000人。当年查韦斯就是目睹这一惨剧之后，坚定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和重新推行国有化的决心。

　　世界各地都有大量垄断行业私有化的灾难例证，如英国铁路私有化后大量裁减技术人员和职工，追求短期盈利而忽视了长期设备投资、更新，结果恶性事故频发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最后因亏损严重、负债累累而被迫重新国有化。中国铁路发展走坚持公有制和技术创新的道路，无论在技术装备还是效率成本方面均取得很大进步，现在美欧国家改造、建设铁路时都纷纷向中国求助。有人以7.23动车事故来否定中国铁路和国企的成就不符合事实，从1997年中国就在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全面提速，到2007年4月18日中国铁路顺利实施第六次大面积提速，主要干线进入了时速200公里的时代，中国高速铁路的效率、安全性经历了长期实践检验。近几年来中国高速列车运行车次超过一百五十多万次，车次事故率和公里事故率均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包括拥有先进高速铁路技术的日本和德国。

　　尽管中国铁道部的高级官员也有受贿腐败，但无法像俄罗斯寡头那样侵吞整个企业的全部资产，也没有动力和权力像英国推行铁路私有化那样，为追求短期利润大量削减技术人员和长期设备投资。有人认为中国铁道部领导腐败原因是政企不分，应该进行公司化、私有化改造以实现产权明晰，但是，铁道部高层领导个人腐败毕竟受各种制度制约，一旦私有化将使腐败领导有机会侵吞全部资产，进而不受制约追求私利完全不顾忌社会公众利益。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廉价出售巨额国有资产的腐败程度，两者仿佛有水渠管理者多喝水与侵占整个水库的差别。正因如此，二战后世界各国盛行国有化浪潮的时期虽然也有腐败，但整体上来说是高速增长和社会分配改善的黄金时期。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盛行私有化浪潮的时期腐败严重恶化，以至于出现危机频发、经济停滞和贫富两极分化等严重问题。中国某些地方受西方宣扬的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误导，将自来水等公用事业领域的自然垄断国企出售给西方跨国公司，导致价格大幅度上涨令消费者感到负担沉重难以承受，充分说明用私人垄断替代公共垄断根本不是改革出路，这样将会释放私人资本追求垄断寻租的更大贪欲，必然加重当前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西方企业很可能在关键时刻利用涨价来推动颜色革命。但是，那些积极鼓吹国企退出一切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的人，竟然全然无视这些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充分暴露其打着反垄断幌子旨在欺骗公众，真实目的是通过彻底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而动摇上层建筑推动政体更迭和颜色革命。

　　中国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是进行公众作为全民股代表参与监督管理的制度创新，直接掌握内部成本数据并参与制订公众接受的合理价格，确保对高额垄断利润进行合理社会分红并造福于全体人民利益。实际上，对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政府可通过价格控制来限制垄断寻租，还可直接下达经营效率指标和上缴利润指标，并且通过分配政策将垄断租金用于公众利益，必要时还可通过政府补贴和要求企业补贴的办法，促使公共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并减轻消费者负担，而私有企业具有利用垄断地位抬价追求暴利倾向，其带来的社会弊端远远大于国有企业垄断。中国铁路在承担每年春运上亿人次繁重运输任务的同时，数十年票价不涨从未利用垄断地位谋求私利，充分说明国有企业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巨大优越性，今后的改革方向不是私有化而是加强公众参与，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才能确保广泛经济民主。中国铁路从1997年到2007年的六次提速非常成功，运营效率提高的同时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事故。但是，2008年西方爆发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为了抵御外来冲击推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加快高铁建设的步伐，仓促之间高铁建设规划可能不像以前那样科学、严谨，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经济周期波动的巨大危害，抵御危机冲击的被动“大跃进”不如高铁前十年平稳有计划发展，有必要更好发挥计划调节作用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否则骤然大量投资硬件设施而管理经验跟不上反而容易出事故。

　　倘若社会公众直接参与宏观刺激计划的具体制订，就可能让四万亿资金投入更为实惠的改善民生项目，如大量兴建面向90%民众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极大扩大安居工程规模实现广大民众“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加强农村落后地区的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确保城市物价稳定的肉禽、蔬菜副食供应、流通体系，等等。广泛社会公众参与制订宏观经济规划有多方面益处，确保投资方向和项目是广大民众真正迫切需要的，更好兼顾各种项目技术先进性和安全性的矛盾，确保先进技术项目经过充分试验成熟后逐步推广，防止技术官僚过于强调技术先进性而忽视安全性，忽视投资项目的惠民性、成熟性和可靠性，防止仓促应对外来经济冲击而盲目投资、浪费资源，防止政府计划过于集中弊端并将其建立在经济民主基础上，防止金融、房地产利益集团利用笼统的宽松货币政策，加剧房地产投机和价格暴涨损害广大民众的利益，刺激股市、楼市泡沫膨胀诱发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风险。当前美欧金融动荡加大了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中国应采取更为科学、民主的办法来应对新一轮冲击危险，防止仓促投资、天量信贷、高铁事故、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等教训重演。科研开发投资有振兴国民经济的宏观意义，中国应将可能陷入闲置的大量企业改造成科研开发基地，以较少的成本将现有科研开发的规模扩大数倍，加强新产品、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力度，投入充分资源促使核电、高铁等高风险技术日趋完善，在确保技术可靠性、安全性的基础上投入运营，以跨越式科技进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好应对全球经济动荡。

　　现在有人借国内燃油价格高于国际市场攻击国企垄断，其实，2008年国际金融资本爆炒导致石油价格猛涨的时期，中国的燃油价格曾长期保持远远低于国际价格水平，有效缓解了国内实体经济遭受国际价格暴涨暴跌冲击，中石油为此曾承受了高达数百亿元的经济效益损失，但是，有些人不称赞国企承担社会责任而是攻击国企效率低下。当时香港的大批汽车司机纷纷到国内加油后再返回，有人认为国内价格同国际脱节将影响市场效率，主张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实现价格机制的国际接轨。其实，国际粮食、能源价格受到国际金融资本投机严重干扰，根本无法正常反映实体经济的需求和市场供求关系，国内粮食、能源价格同国际市场接轨不利于实体经济正常发展,1.95皓月无内功，价格暴涨时会削弱生产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压力，同时给广大消费者和下游企业带来沉重的成本负担，价格暴跌时就会造成生产企业的严重亏损和经营困难，同时不利于价格正确反映成本促进节约资源与合理消费。有关方面出台国内价格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措施后，石油价格跟随国际市场上涨比较容易而下调困难，结果造成国内燃油价格反而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随国际油价上调就明显不合理，成为有人攻击国有企业垄断和经济效益虚假的借口。

　　发挥国企社会稳定功能遏制通货膨胀

　　2011年国际投机资本纷纷从即将破灭的金融泡沫领域撤出，涌入商品期货市场大肆炒作导致粮食、能源价格暴涨，成为加剧发展中国家民众不满和美国推动颜色革命的导火索。当前中国面对美国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的危险，党中央和政府应向国有企业提出任务并给予支持，将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和遏制通货膨胀当作头等大事，国有企业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并努力消化成本上涨压力，而不应跟随国际市场投机涨价趋势谋求超额利润，向广大消费者和下游企业转嫁国际价格上涨的负担，这样苦练内功消化成本提高效率更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否则诱发政治动荡整个社会和相关企业都会蒙受更大损失。国家发改委应果断将国内价格机制同国际市场投机脱离，鼓励外贸国有企业绕开西方金融资本操纵的商品期货市场，直接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商谈长期交易，这样减少投机干扰有利于价格更好反映真实价值，有利于减轻消费者负担和企业安排长期生产、投资。经济界应清醒认识到国际市场受金融投机资本严重操纵，与其接轨不利于资源有效分配和实体经济正常运行。国家应建立大宗商品价格稳定基金和战略物资储备，进行同国际投机相反的高抛低吸操作稳定价格，防止市场价格剧烈波动伤害企业和消费者。2004年到2008年期间，进入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各种基金数量由4000多家增加到9000多家，估计投资金额达到一万亿美元左右。2007年12月，对冲基金等投机性交易占到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交易量的70%以上。当前全球原油每日需求量约为8557万桶，但期货市场的每日交易量却达到1.2亿至1.6亿桶，正是这种能源期货交易的疯狂投机导致了油价飙升。 [3]埃及、突尼斯取消政府价格补贴并实现国际市场接轨，促使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炒作农产品、能源价格暴涨暴跌，毫无阻碍传递到国内对民众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为美国输出通货膨胀、政治动荡并制造颜色革命创造了条件。

　　针对目前中国面临的严峻通货膨胀形势，中国应尽快采取以下标本兼治的措施：党中央强调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应该在数量和质量上占有优势。当前中国应提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国有经济在关键生产、流通部门的比重恢复到60%以上，这是体现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数量、质量优势的最低限度，并且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特点摸索最适宜的比重标准，改变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比重过高的局面。当前中国面对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下，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一律不允许像私有、外资企业一样追逐盈利，而首先应顾全大局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将维护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以平价向广大民众供应各种食品和生活用品，特别是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炒作抬价的商品，这样薄利多销不仅有利于维护稳定和消费者利益，还有利于企业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保证包括企业职工在内的全社会民众的存款安全，最重要的是有效防止一旦物价上涨诱发政治动乱，不可避免将会对全社会和所有企业造成的灾难性损失。委内瑞拉曾靠着这种办法维护了社会经济稳定，美国曾经怂恿私营企业、跨国公司在委内瑞拉猛涨物价，推动通货膨胀、社会动荡和“颜色革命”。查韦斯建立起了新的国营商业销售渠道，全国最大的国有连锁零售企业“梅卡尔”，向普通民众提供品种丰富的廉价食品、生活用品，其销售额占到国内销售总量的40%~50%，这样委内瑞拉虽然私企、外企涨价不受控制，国营商业却提供大量商品以平价供应民众保障民生，保障了通货膨胀较高时期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广大民众深感国企发展同切身利益戚戚相关，每逢美国制造政治动荡都坚决捍卫查韦斯和国有企业，通过赢得民心屡屡挫败了美国的“颜色革命”阴谋。目前私营、外资企业比重已经超过我国国民经济一半以上，流通领域中的外资大型超市更是占据过大的份额，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利于采取有效的特殊政策措施应对严重通货膨胀。

　　2011年广州为应对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过猛的局面，建立了政府扶植兴办的新型公有股份合作制连锁超级市场，向广大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各种食品、日用品，直接同菜农签订规定品种、质量、价格的长期供货合同，绕过三、四个批发流通环节并且节省了大量成本，向菜农采购蔬菜价格优惠明显高于私人商贩，蔬菜销售价格却比私人商贩、一般超市低30%—50%。政府仅提供部分启动资金而不需要补贴销售商品，新型公有制连锁超市依靠薄利多销吸引顾客人气，廉价蔬菜副食促进了日用品的销售和企业整体盈利。广州的新型公有制企业兼顾了多方面的社会利益，包括政府、投资者、消费者和企业职工。这种遵照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建立的新型公有制企业，社会效益明显优越于依照科斯产权理论建立的私有股份制企业，应作为维护稳定和遏制通货膨胀措施在全国范围迅速推广。

　　全国从事农副产品和食品加工、销售的中小型企业，应该由类似广州的新型公有股份合作制企业逐步占有主体地位，政府启动资金作为体现社会利益的全民公有股，由政府代表、消费者代表直接进入董事会监督经营，确保企业以供应物美价廉商品而非高额利润为目标，同时广泛吸引居民、企业职工和社会投资者入股。全国广泛建立起这类新型公有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利于防止中小私营企业生产假冒伪劣食品现象泛滥并屡禁不止，经常引发恶性公共卫生事件并严重威胁公众食品安全的局面。中国不必担心这类新型公有股份合作制企业效率低，匈牙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时期，曾广泛建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集体合作社，取代匈牙利事件后被迫分田到户的分散个体经营，结果生产社会化促使农业获得跨越式发展，广泛应用先进技术进行农副产品的深加工，食品加工质量安全可靠促使匈牙利成为农业出口大国，生产效率甚至明显高于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农民收入增长高于城市居民显著缩小了城乡差距。

　　中国应继承建国初期发挥国营经济优势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周恩来、陈云领导的中财委将物资平衡作为“四平”的关键，将通过国营经济控制物资、商品的流通和生产，作为扩大就业和稳定物价、货币、财政的关键。薛暮桥将这种稳定物价的经验称为货币的“物资本位制”。私营企业、商业具有追逐暴利的天性，在物价上涨情况下乐于投机炒作、囤积居奇，因而控制通货膨胀的重任必须由有社会责任感和全局观念，以稳定社会经济为首要任务的国营企业、国营商业来承担。当私营企业囤积粮食、棉花、煤炭和工业原料时，国营企业却不追逐投机暴利而进行反向操作，组织紧缺物资的生产、流通并平价供应市场，这样才能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困难条件下，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人民生活稳定。有人认为建国初期的经验适合计划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其实解放初期中国面对的正是市场经济的烂摊子，尚未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且私有经济占相当大比重，失业严重、物资短缺和物价失控等困难远远超过今天，但是，周恩来、陈云运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控办法，在努力保持物资、信贷、财政、外贸平衡的情况下，克服经济危机并且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无需实行天量信贷和财政赤字政策也能有效扩大生产、就业，无需采取严厉的一刀切紧缩政策也能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成功治理了国民党政府及美国顾问都束手无策的经济顽症，创造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都无法实现的奇迹。周恩来、陈云同志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对于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按照私营企业模式运行不符合经济规律，国有企业应该遵循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以服务包括消费者、职工在内全社会利益为宗旨运行，而不应遵循科斯产权理论追求狭隘的产权利益。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曾一度追求狭隘私利，将高油价带来的高利润仅仅用于本企业利益，甚至在美国怂恿下举行反查韦斯政府的罢工，后来查韦斯果断更换了国有石油公司的主管，将企业利润用于稳定物价和各种社会公益项目，包括扶植合作经济、中小企业和改善社会民生，帮助贫困家庭的扫盲和普及教育项目，开展三年诊治了两亿人次免费医疗项目，采取信贷扶植、职业技能培训等措施改善贫困状况，促使贫困家庭比例在短短数年内出现了明显下降，广大民众深感国企与私企、外企的巨大差别，将其视为真正为全体民众利益服务的企业，因此，每逢美国煽动社会动荡并制造颜色革命时，广大民众都挺身而出冒死捍卫查韦斯和国有企业。

　　当前中国开始尝试国有企业进行社会分红的措施，是符合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的正确改革。国有企业应摆脱按西方公司制企业运行的狭隘改革思路，充分发挥社会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利用其拥有的强大人力、物力、财力和组织能力，主动尝试帮助解决社会民众不满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向广大民众供应物美价廉、安全可靠的食品，消除假冒伪劣食品恶性事件频发引发的广泛担忧，按人口数据有计划大量兴建质量可靠的低价保障性住宅，充分满足80%中等、中低收入家庭的住宅需求，消除房地产投机泡沫破裂诱发金融危机的宏观风险，支持扶贫、教育、就业培训、医疗、科研等公益事业，在社会群体事件频发和分裂活动猖獗的地区，兴办提供大量稳定就业和思想教育的新型公有制企业，未雨绸缪消除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和西方干涉的土壤，这样中国广大民众也会像委内瑞拉民众一样，丝毫不会受到美国宣扬的反国企舆论影响，在关键时刻还会挺身而出维护国企和国家安全。

　　中国应该探索建立一种新型的公有制企业，既能充分发挥公有制的生产社会化属性，又能灵活经营并避免过于集权的弊端，公司治理应该体现广泛社会代表性和经济民主，股权结构融国有、集体合作和个人投资于一身，职工、消费者代表都能直接参与监督管理。德国的莱茵模式强调职工参与监督和经营， 在二战后社会改良实践中取得了不小成绩，德国私营股份公司如此重视职工参与，中国公有股份公司改革更应以此为方向。倘若在三鹿奶粉造假的事件中，广大职工和消费者作为全民股的代表人，直接参与监督企业质量管理和生产经营决策，或许就能避免导致许多婴儿死亡的悲剧，股份公司也能避免蒙受巨大损失并陷入破产。国有股实际上是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产权，应充分发挥全民社会监督的作用，国有股的代表、监督权不能单纯依靠国资委，应有意选择具有一定知识的任何社会成员，关键是没有关系背景和受贿嫌疑的人，能够代表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普通人，有意排除少数精英担任国企独立董事的模式，并且定期经常轮换以避免腐败受贿危险，让普通社会成员和消费者作为全民股权代表人，直接参与公有股份公司的监督与重大决策，充分发挥公有产权的全民所有和为全民服务的属性，这才是中国新型公有股份公司的正确改革方向。中国依据马克思的股份制和产权理论，将公有产权与股份公司两种优势结合起来，发挥公有产权服从大局、配合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势，发挥股份公司广泛筹集资金、经营灵活的优势，那么中国以公有产权为主体的新型股份公司，完全能成为优越于西方私有股份公司的崭新企业。

　　美国所竭力宣扬的“普世价值”和政治民主模式，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抨击的那样是为极少数富人服务的，源自“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经济基础。美国金融垄断财团、评级机构、监管部门和国会相互勾结，致使欺诈性次贷有毒债券泛滥酿成严重国际金融危机，台湾的塑化剂丑闻历经三十多年才被揭露，违法大企业的管理层、技术人员显然早就知晓此事，这说明从外部监管私营企业难以制止其危害社会行为。中国的公有制具备为追求、维护社会利益进行无限的制度创新潜力，但是，中国人需要有决心、耐心、毅力和长期坚持不懈，充分发挥首创精神将这一无限潜力开发出来，通过科学试点探索出各种切实可行的宏观和微观的民主参与制度，如可以让热心公益的普通民众作为全民股代表参与企业监督经营，让孩子母亲直接参与监督奶粉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让普通民众在国家支持下参与设计和建设理想的住宅小区，让普通民众代表直接进入一切关系自身利益的关键的决策领域，直接参与制订并监督一切关系民众利益的关键决策，这样才能排除金钱操纵政治和强势利益集团狭隘私利的干扰，从根本上杜绝毒资产、毒添加剂、毒奶粉、毒玩具泛滥成灾。

　　中国国有企业依据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进行改革，才能真正办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避免出现美国大财团通过垄断经济进而操纵政府、议会的局面，实现“100%的人所有、100%的人治理、100%的人享用”，为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奠定坚实的经济民主基础。中国应珍惜公有制企业提供的无与伦比的历史机遇，即人类文明进行制度创新的历史过程中，能够摆脱私有产权追求狭隘私利的束缚，消除各个社会阶层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创造出一个既能有效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又能充分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达到个人与社会利益高度和谐一致的理想制度。中国实现这种理想制度不存在垄断资本既得利益的阻碍，只要我们排除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诱惑，充分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进行长期的科学实验、探索，就完全可能创造出这种理想的政治、经济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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